浅析对“媒体审判”如何回应

  作者简介符迪(1995-),女,汉族,江苏靖江人,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以上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知情权等赋予了媒体人“舆论监督”的使命。然而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往往导致许多媒体人滥用“舆论监督”的权利,充当民意的表达者,肆意散播倾向性报道,从而导致“媒体审判”现象的盛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司法审判的独立。笔者认为民意监督是出于对形式正义求公平的考量,司法独立是出于对实质正义求公正的的维护,自古以来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因此我国相关立法、制度建立(回应)的精髓应在于追求民意监督(形式正义)与司法独立(实质正义)之间的平衡。 
  一、明确监督应是一种民意监督而非舆论监督 
  笔者认为对于“媒体审判”的相关回应我们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对司法审判、司法权的监督应是一种民意的监督而不是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利用舆论的力量引导社会大众对社会事务、政府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发表的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的具有趋向性的言论。舆论往往是利用了社会大众盲目、从众的心理以及易于煽动的特质来为自己一方赢得支持的声音。这种监督往往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目的性。而民意监督则不然,它是指让社会大众在排除干扰、持续冷静的状态下,通过正当严谨的程序来发表其对于社会事务、政府事务等一系列事务的看法意见。从以往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等,我们不难看出媒体舆论利用大众的道德情感,已经逐步在行使审判的职能,从案件初始时的众说纷纭,“他是否该死”“是否存在故意杀人的故意、激情杀人的减轻情节”等等看法“百家争鸣”,到案件逐步深入的审判,一些主媒体、意见领袖的出现,所有的言论趋向了一致“他是杀人犯,该死。”这些案件我们暂且不论案件被告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我们仅看社会舆论在这些司法案件的审判中发挥了怎样重的影响,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无非两种情况一、审判人员屈从媒体审判,案件被告被判处死刑,那么就等于变相承认了媒体审判成立,严重破坏了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构建。二、审判人员坚定独立信念,按照正规程序,判处案件被告死刑或未判处被告死刑,如果判处了死刑,可能让那些舆论引导者误认为舆论能够对司法裁判施压,今后他们将变本加厉的扩张媒体审判权。如果未判处死刑,则会造成社会大众认为司法不公,造成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那么我国司法独立的进程将大大放缓。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离不开社会、媒体的监督,但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应该是一种理性多面的社会民意的监督,而不应该是为人利用的媒体舆论的监督。因为只有汲取广泛的民意才能真正反映社会大众对于司法案件的不同看法,才能体现“监督”的真正意义,从而使我国构建起一个人民监督公正司法、法官独立定罪量刑的审判机制。 
  二、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升法官整体素质 
  针对“媒体审判”的相关回应,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全面推进司法公开,高法官整体素质。纵观近几年的诸多案件,我们不能否认民意监督有利于促进个案错误裁判的纠正,如“聂树斌故意杀人案”、“余祥林案”等,有利于司法审判排除行政权的干涉,实现司法独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被媒体曝光,人们对于司法机关的信任也在不断减弱,例如前几年“彭宇案”的曝光,以致现在许多人见到老人倒地,总置身事外,怕引火烧身。更有甚者,最近一起事件中在未经调查不知老人是被撞倒还是自己摔倒的情况下,媒体已然打出”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的骇人标题,企图用媒体的力量为其伸张正义。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事件的讨论每天都在上演,那么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舆论轰炸的今天,应作出怎样的司法回应以挽回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司法公开,这里所指的公开不仅仅包括对案情、审判人员、审理过程、裁判文书的公开,还包括法官采信的证据、判决的事实理由的公开,前者所指的公开是形式意义上的公开,而后者则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开,只有通过实质的公开,才能使公众理解判决的依据,从而接受判决的结果,从根本上破除司法的神秘感。并且司法的公开也应该围绕着司法审判的程序进行阶段性的公开,这样有助于快速的打破网络舆论对公众的错误引导,用官方理性的言论引领大众进行公正的民意监督。其次法官素质的高也是打破媒体审判,实现司法独立的重中之重。当今的中国社会,法官的审判权受到诸如行政机关、上级领导、军队部委、新闻媒体等方方面面的制约与干预。导致司法机关陷入如此尴尬境地的原因除了我国司法权还未完全实现自主独立以外,一个重的原因就是我国法官整体的素质还比较低下,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国多年前发生的一起惊天大案——辛普森案,在这起案件中主审法官说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的罪行,但是法律没有。”我想正是他们对于司法程序的这份敬畏和不被外界任何因素左右的高素质才造就了美国极低的错案率。证据的证明力才是法官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和依据,一名高素质的法官应该不受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任何东西的影响,不论群众反映如何激烈,只需按照正当的司法程序,运用合适的法律条文,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去对案件定罪量刑,并真正做到“权、名、责”相统一,就能做到真正的司法公正,进而推进司法的独立。
  三、让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寻求两者平衡 
  民意监督与司法独立两者的价值追求都是寻求社会公正,但民意监督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公正即形式正义,而司法审判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即实质正义。作为法律人,我们都读过一句法谚“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司法与民意两者的评判标准不一,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之间存在冲突。但如果我们做出一定的回应如通过立法、构建体系等手段将司法权与舆论监督权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让他们各司其职,那么二者也就能趋于平衡从而有效的控制“媒体审判”的盛行。首先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出台《新闻法》,对新闻媒体的主体资格、发布程序、发布内容等等加以限制,并对于新闻媒体发布、传播虚假消息、倾向性言论的行为施以一定的惩处。其次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关于案件的相关报道应该分为案件事实与案件评论两部分,案件事实部分应单纯陈述案情,不掺杂任何个人观点,案件评论部分也应该博采众长,百家争鸣,不应该单纯的一家之言,这样容易对大众造成倾向性引导。当然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们对于媒体更多的应该是给予他们言论自由的保障,而不仅仅是限制,毕竟适当合法的民意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司法的公开,将司法的某些黑幕曝光在阳光下,从而杜绝司法腐败,进而推动司法的独立。最后司法与民意的平衡,也求司法机关尽快建立起一种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机制,司法机关应充分接纳媒体、公众对于司法工作的监督,放宽媒体报道案件的限制,拓宽媒体监督司法的空间,只有让司法审判的全过程真正呈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公众才会从案件事实的角度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而不会一味的跟风、从众,被舆论所引导。司法人员更应该严格自律,自觉遵守法律程序和职业道德,确保司法权合法合理使用。 
  美国学者司徳门曾说过“法律与新闻自由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受益。”换而言之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离不开社会民意的监督,同样保障真正的民意监督,也离不开司法独立、司法公开的施行。只有在确保民意监督落到实处时,又强化对监督行为的合理限制,只有在保障司法独立原则的不断确立时,又保证司法审判的实质公开,只有在限制媒体监督权的同时,同时限制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才能真正有效的杜绝“媒体审判”的现象,才能使我国的民意监督制度与司法独立制度达到真正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李熳.浅析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J.当代经济,211(12). 
  2胡家胜.浅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关系J.新闻世界,211(3). 
  3陈家欣.网络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与司法回应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14(3). 
  4王媛媛.网络舆论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以邓玉娇案为例J.新闻世界,21. 
  5任楠楠.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博弈——从药家鑫案件中的一份调查问卷谈起J.经营管理者,211. 
  6车英,成协中,孙磊.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2,55(6). 
  7赵利.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博弈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5(5). 
  8何湾.论网络舆论监督司法——法学、社会学视野下的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J.法制与社会,214(6). 
  9顾学松.寻求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D.吉林大学,27.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